【摘要】 看着日益强大的祖国，我们内心深感骄傲，中国速度的发展也是我们最自豪的，我们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中国速度，拥有这么强
看着日益强大的祖国，我们内心深感骄傲，中国速度的发展也是我们最自豪的，我们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中国速度，拥有这么强大的祖国是我们生活安定的保障。
明年经济预测上增8%至9%是否意味着又可能进入高速增长?15年后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要从1万美元到达4万美元，不能靠每年GDP的8%以上的增长，还能靠什么?国家领导人宣布2030年大幅下降碳排放、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经济发展发生怎样的思路和实践上的变化?
这些疑问不仅是书面的文件，而是和存活的每个个体即人民息息相关。就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经济工作会议的前一天(12月10日)，一场《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的研讨会吸引了上海诸多业界人士。主旨演讲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带着自己的解读，和大家分享了他眼里的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之道。
如何理性看GDP指标的应用?就业指标、汇率的现阶段价值
几乎所有国际机构的预测都表明，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会在2%上下，是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对于明年，IMF等机构也纷纷预测，中国增速会到7-8%。“没增长的部分是永久地丢失了，不可能回来了，明年恢复到正常的5%左右的增长，按统计学数字，就会是7-8%。”参与十九大报告起草、“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刘世锦强调，依照“双循环”等新格局，他建议采用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体系，而GDP不可能突破5%左右时，汇率是一个很大的可用变量，因为汇率增长意味着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刘世锦发表主旨演讲
*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衡量体系
“GDP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总体状况的指标。关键在于怎么用它，预期性的，还是后置性的?其实用在最适度的范围才最见效果。”刘世锦建议“十四五”期间可以采用“就业指数开头，GDP收尾”体系。他给出三点理由，首先，我们国情决定了“稳增长就是稳就业”，而发达国家讲到经济形势时，一直把就业指标放在首位。“就业指数可否推到前台?”其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业指标也是衡量全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的排位较前的指数。就业好，就是整个资源利用效能高的体现。“这个指数能否成为力争完成的指标，即硬指标?”第三，统计手段趋于成熟。他分析，中国一直就有城镇调查失业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但并没有全国性的城乡统一的衡量就业指数。此前是因为城乡二元经济，如今中国城镇化率迈进到60%，溯源统计能力因疫情极大强化，“能否在2021年拿出一个全世界领先的客观的就业指数?”
除此之外，“十四五”期间还有一些年度指标应用来衡量经济发展，如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后是GDP收尾。刘世锦描绘，这次中央并没有给出一个明年GDP增长指标，他个人认为，这一系列的指标可以作为综合参考，尤其是就业打头。
中国将是2020年G20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为“十四五”蓝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源：经合组织)
*汇率是中国迈入人均GDP四万美元的关键
在“十四五”规划中提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样以GDP衡量要多少呢?”长年研究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刘世锦算了一笔专业的经济账。发达经济体的入门门槛是人均GDP为1.7万美元至1.8万美元，平均水平为人均GDP为3-4万美元，美国是6万美元以上，中国目前人均GDP为1万美元，在未来15年内，我们要从1万美元跨到4万美元，才能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准，这当然还是静止比较，就是他国不发生巨大增长。如果要达到这个标准，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每年增长6%以上，15年后才能到葡萄牙水平;要增速在10%以上，才可能追赶到人均4万美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过了高速发展阶段。”看GDP指数要考虑基数因素，刘世锦指出，2019年，GDP增长了6%，去除价格因素后，把新增量放在2000年，相当于增长了30%，放在2010年，相当于增长11%，“我们的增量相当于一个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因此，要到超过10%的增速是违背规律的。
“我们不用悲观，因为还有汇率这个变量。”刘世锦引证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0数据库资料，2019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已经相当于日本1975年水平，德国1971年水平，数值为1.4682万美元。“日本在1975年到1991年这16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刘世锦给出一组数据：这16年间，日本GDP实际增长为4.4%，但日元兑换美元汇率平均年升值为5.1%。所以，实际GDP 累计增长为200%，汇率升值是220%。“这16年中，GDP增长贡献是47.5%，而汇率升值贡献为52.2%。”德国也是同样。GDP增长平均为2.3%，汇率增值为4.3%，实际GDP增长贡献是42%，汇率贡献是52.7%。
因此，从日德领先国家经验看，人均收入水平缩水，汇率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汇率贡献的核心是什么呢?刘世锦认为，简化来看，要提高要素生产率，这和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
近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行情(来源：至诚财经)
结构性潜能：城市圈龙头，补足三大短板，绿色和数字双翼
分析到这里，刘世锦给在座参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2020中国经济论坛》的200余位企业人士和经济从业者打气。“中国正常增长就是5-6%的中速，根据国际经验，有望保持10年。因此，2030年目标的实现，有相当强的科学依据。”
*中国具有结构性发展潜能
经济逐步回归正常状态后，宏观政策也应该回归正常，中国经济增长是靠宏观政策的宽松才促成，刘世锦特别指出这是误判，中国经济下一步稳定增长，关键还是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即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率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刘世锦提出了他的发展方案，在努力跟跑学习的同时，要并跑甚至领跑的“1+3+2”框架。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圈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在实体经济上要补上三块短板。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
从左至右，乔依德欢迎左学金主持讨论会，朱宁、万广华、花长春分别就双循环的 机遇、挑战、内需、房地产走势等展开讨论
*中等收入人群增加4亿
他具体分析了实体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了三大新短板。
基础产能效率不高。这体现在能源物流、交通、金融、通讯等行业，“降成本，不仅是每个企业要降，关键是全社会的成本，这是技术产业领域所决定的，所以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最后降低的是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不大。李克强总理则披露过中国月收入1000元家庭大概有3亿人口，震惊了很多沿海城市。刘世锦梳理，在2000元月收入的人口约有4亿，在2000-3000元之间的有2亿人口，过了3000元以上有4亿人口，这就是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如果10-15年，中等收入人人群能翻一番，也就是2000-3000元的2亿人口，加上2000元左右的一半人口，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就是4亿+4亿。”刘世锦认为，这部分人可以增加消费，对于需求侧的提升是最大的给力。“而且他们也可以自己创造财富。”
2010、2015、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规模分析(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有些人一直主张，中国就做应用大国。刘世锦反驳，如果基础研究不在前沿，没有源头创新，应用一定也是二流、三流。“因此，从循环角度看，卡脖子的原因就在于源头创新不强。除了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我们内在制度有没有卡自己的脖子呢?”
若干配套措施：摸着石头依然有效，顶层后还要基层个人积极性
对于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看，都涵盖其中了。为了释放潜能，就需要配套的改革开放措施。刘世锦从七方面做了分析。
*宅基地也可流转，城市规划要看人口流动
第一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刘世锦认为，这对大都市圈发展来讲特别重要，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那么宅基地呢?“创造条件逐步进入。”一个县委书记和刘世锦说，和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发现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算盘打得很清楚。“只有在土地流转交易后，才知道它值多少钱，价格才能显示，农民利益才能显示出来。”
第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城市的人口多少合适，是城市规划者说了算，还是其他要素?刘世锦认为有些部门在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解有些机械。“什么是市场力量?人口流动就是老百姓拿自己的脚作为投票机制显示出来的，城市规划就得按照人口流动的方向、规模来配置资源，包括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并且按照人口布局变化来调整城市规划。”
夜晚灯光的密集程度反映了人口的密集程度，相关地区和城市要根据人口情况来调整城市规划(来源：NASA)
*如同办深圳特区，西湖大学是否可多几个?
第三是基础性产业领域要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标志性大动作。刘世锦觉得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可以产生新的投资需求，而政府的传统产业政策是否可以转化为营商环境政策和要素提升政策?
第四是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刘世锦认为像西湖大学这样的实验还可以多推一些。“如同在深圳办特区一样，突破现有机制体制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施特殊政策。”
西湖大学敢于实验、敢于创新，努力为办学模式改革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倒排时间表和路线图，2060年实现碳中和
第六随绿色发展转变观念。刘世锦认为绿色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大风口，随着习主席在国际上承诺了“3060”计划后，即2030年大幅减排，2060年争取实现碳中和(编辑注：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我们的发展理念要有本质性大变化，和世界打交道方式也要变化。”刘世锦认为，碳中和是个量化指标，现在开始就应该倒排时间表和路线图。核算问题、技术推广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和生态责任账户体系。”
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力争第二次入世，是自己要改革不是他国迫使
在科技“卡脖子”问题上，刘世锦认为要讲新型体制，比如最高领导讲的“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向民营经济开放;对于数字经济，新基建的整个投资机制、回报机制完全不同于老基建，“后者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前者不同，因此，不合适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在对外开放上，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发展竞争中，应该占领制高点，起到引领作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做到了，就可能占领了主动。“推动制度规则性开放，中央也强调，应该要力争第二次入世。”刘世锦强调，“是我们自己要改，要转入高质量发展，这件事情必须要做。”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仅仅是指方向，具体需要踩哪几块石头，调动那些地方基层和个人的积极性，还需要加快技术推进和重点领域改革进程。刘世锦解疑释惑后，最后号召“中央说，你要过河，这条河和以往不同，还得具体实践者摸索。”在更多听者心中，一节课时间里，一张15年后的人均GDP为3-4万美元的幸福感获得感的蓝图，其路径渐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