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引言1984,年10月科尔访问中国之后，中德关系更加密切，请国不同级别的政治磋商和各种专业团体之间的互访不断增加，特别是两国经济贸易关系
引言
1984,年10月科尔访问中国之后，中德关系更加密切，请国不同级别的政治磋商和各种专业团体之间的互访不断增加，特别是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又有了很大的发展。1986年德中贸易额已相当于两国建交之初的16倍。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进一步增强德中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了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和全面的合作关系，科尔决定再次访问中国。1987年他第三次访问中国，也是两国关系的另一个高潮。
中德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驻波恩记者在科尔出访前夕采访了他。科尔高兴地对记者说，他一直怀着巨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也非常乐意再次访问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光明的前途。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全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科尔强调，德中两国间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距离遥远，但这在今天已不再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往来的障碍。他颇有感触地说，对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必须精心培育。这时，他指着联邦总理府花园里长着的郁郁葱葱的树木说，“如果前人不栽这些树，我们今天就不能享受这良辰美景。”在采访结束时，科尔风趣地说：“我下星期去中国的任务，就是种树－培植德中友谊之树。”
1987年7月12日，联邦总理科尔和夫人一行，启程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从上海开始的，当科尔抵达上海时，上市市长江泽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科尔在正在上海访问的联邦德国海军“德意志”号训练舰上举行了招待会。这艘训练舰是应中国的邀请，于7月8日停靠在上海港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来华访问的第一艘联邦德国军舰。它标志着德中关系已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扩大到军事领域。这次陪同科尔来华访问的代表团成员有联邦经济合作部部长汉斯·克莱茵、国务秘书、联邦新闻和情报局局长弗里德海姆·奥斯特、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于尔根·鲁福斯、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迪特尔·冯·维尔岑，以及27名经济界和银行界的著名人士。
科尔到达北京后，同中国政府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讨论了东西方关系、裁军、安全政策、地区冲突和苏联的经济改革。但重点讨论的是今后德中两国进行长期 稳定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问题。科尔强调指出，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应成为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联邦德国决心加强这“三大支柱”。科尔还建议，由德中两国有经验的和熟悉德中关系的高级人士组成咨询委员会，任务是负责规划并提出进一步发展德中关系的办法。他还要求加强两国“长期合作的基础，并把这种合作的前景扩大到21世纪。”
7月14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科尔进行了亲切交谈。科尔说：“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在谈到中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说，发展两国的关系“要有长远的眼光，不但要看到本世纪，还要看到下个世纪，我们要长期友好地合作下去。”并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纠葛。因而我们进行长期的合作，完全是可能的。”科尔完全赞同邓小平的看法，并表示要从各方面加强同中国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邓小平称赞科尔提出的把中德关系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的建议是一种聪明的考虑。
科尔这次访问中国特意到西藏自治区进行了访问，他是正式访问西藏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领导人。7月16日下午，科尔抵达西藏首府拉萨。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会见时，提出了联邦德国准备帮助西藏发展经济的计划，其中包括改进西藏地区的纺织工业和皮革工业的计划。科尔说，人们应该把他对这里的访问看成是波恩准备帮助这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一个迹象。科尔在同多吉才让共进晚餐时谈到他对西藏的访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他高度赞扬这个“世界屋脊”是个高度文明的地区。
随同科尔总理来访的联邦德国经济合作部长汉斯·克莱茵，带领随行的联邦德国企业家参观了拉萨皮革厂。并同西藏政府官员讨论了为拉萨皮革厂和羊绒加工厂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决定对一家皮革厂提供500万马克（约合270万美元）的援助。
在拉萨，科尔和夫人一行游览了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哲蚌寺等名胜古迹。在参观大昭寺时，科尔夫人说：“大昭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观大昭寺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科尔代表联邦德国政府和人民，当场捐赠了一万马克。然后，科尔一行走到拉萨市久负盛名的八廓街参观。当天下午，科尔一行登上了拉萨西郊的哲蚌寺。哲蚌寺始建于公元1416年，是一处依山而建的庞大宫殿群，是西藏最大的喇嘛寺，该寺有400多名喇嘛。当科尔一行走下汽车时，法号齐鸣，寺庙主持人丹增塔青向科尔献上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由250名喇嘛组成的仪仗队，有的手执经幡、法器，有的手捧“哈达”列队欢迎。在罗赛林扎仓（僧学院），科尔正赶上400名喇嘛的集体诵经。
在参观游览之后，科尔说，“在这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西藏的文化、哲学与自然地貌。虽然世界各地的文化区别那么大，但我庆幸世界在缩小，相互接近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拉萨的日子，将使我永远难忘。”
西方外交界高度评价了科尔对西藏的访问。路透社7月17日报道说，中国因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对西藏的访问而取得了宣传上的成功。一位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希望使人们见到西藏最好的榜样。这是意义重大的第一次访问，也是一次宣传上的成功。他们评论说，科尔的访问大概将打开西藏的大门。西藏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中国统治西藏的权利提出异议。
科尔对他第三次访问中国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7月18日他对记者说，他对访问结果“非常满意”。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奥斯特指出，北京希望在同外国的经济关系中给联邦共和国以特殊的地位，受到总理的欢迎。
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主席蒂尔·内克尔赞扬科尔总理对中国的访问。他说，联邦总理科尔的中国之行，对德国经济来说是值得的，不应仅仅用具体得到多少订货的问题来衡量这一点。确切地说，问题在于维护同中国的友谊和改变德国工业在亚洲存在不够的状况。对此，这样的旅行完全能够作出贡献。内克尔说，首先在开发中国许多尚未开拓的原料矿方面，德国的机器和设备制造业有良好的机会。内克尔还赞扬联邦政府在北京建立歌德学院的努力。他说，“我们很明白，例如前总理周恩来曾在格丁根学习，这使他终生与德国有密切的联系。”德国经济界把中国领奖学金的学生从每年150人增加到200人，因此它支持把在联邦共和国的交换的中国大学生和科学家名额从2000人增加到3000人的计划。
发展德中友好关系的新举措
从上述科尔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活动中可以看出，科尔任总理后其对华政策延续了前任的基本原则，但赋予了新的内容，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1972年10月1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勃兰特和施密特两届政府虽然很重视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坚持“对华政策不能影响联邦德国同苏联的缓和”的原则，一直以“不刺激苏联”为由奉行“先苏后华”的政策。同时，他们还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1972至1982年的中德关系除贸易有所发展外，其他方面进展不大。科尔上台后改变了这一做法，他首先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此前提下，他便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科尔指出，作为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因此，联邦德国必须对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
第二，从科尔总理执政以来，中德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不论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内，还是在文化、教育以及外交领域，两国都建立起日益深人的友好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
拓宽合作项目自1972年中德正式建交到1982年，中德关系侧重于发展贸易关系。科尔上台后，财政合作、科技合作、教育合作、技术合作层出不穷。自1978年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以后，从1980年起，联邦德国开始了通过技术合作进行的发展援助。从1981年联邦德国把中国纳入第三世界国家受援国之列，并于当年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1500万马克的援助。
1982年10月，中德双方签订了技术合作协定大纲。双方政府每年轮流在北京和波恩开会，将协定大纲充实以具体内容。1984年，联邦德国提供的技术合作总额达7650万马克。此后，技术合作总额逐年增长，至1987年超过一亿马克（包括为黑龙江森林大火提供3000万马克）。技术合作的资助重点是农林业和矿业，中国的专利事业，经济咨询及经济法咨询事业等。1985年中德双方开始进行财政合作，1985年德方提供的金额为5000万马克，1986年为7000万马克，1987年达一亿马克。
从1978年10月起，在随后的几年签署了若干项科技合作协定。例如，1984年和平利用核能、民间宇宙航行与民间宇宙技术。1986年海洋研究与促进海洋技术发展。1987年双方在柏林（西）和北京开设了电子联络办公室。1987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德中电子周”也为彼此关系的加深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中德科技合作由共同的委员会进行协调。委员会至1987年年底已开过七次会议。除了国家级的科技合作协定外，德国的州和中国相应机构之间也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与此同时，中德两国间还开展了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项目。自1979年签订文化协定以来，每年交换的团组访问、展览和演出均有数十起。两国青年学生和进修生日渐增多。1987年科尔第三次访华后，德国在华留学生已增至250名以上，专业除了汉语外，还包括经济、法律、历史、美术和医学。
同时，有近3000名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在联邦德国进修，除自然科学和技术外，还有日耳曼学、经济、法律和哲学等专业。联邦德国于1988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了以促进德语教学为目的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1988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开办了德语电视教学节目。
（二）提高了贸易数额在80年代中，德中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贸易总额在1985和1986年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数额（将近90亿马克）。联邦德国仅次于日本、香港和美国成了中国第4名贸易伙伴。而中国已成为联邦德国在第三世界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促成1986年两国贸易额空前增长的原因是：第一，除了纯粹的供货贸易外，两国企业的合作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约有300项合作协议；第二，合作方式有所扩大。除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外，扩大到技术转让及兴办合资企业。第三，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例如，1983年10月7日，双方签订了投资促进保护协定；1985年6月10日，双方签订了免征双重税收协定。这期间德国企业在华办事处增加到100多处，联邦德国华大使馆还增设了贸促处，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中小企业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建立联系。
此外，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在80年代逐渐向多层次发展。从中央一级的合作，逐渐发展到省与州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德双方总共签署了约15项省、州协定及9项城市伙伴关系。如1982年，杜伊斯堡和武汉两个工业城市的联盟，1984年下萨克森州和安徽省建立了关系。其后还有巴登一符腾堡州和辽宁省、。巴伐利亚和山东省、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和四川省及江苏省、莱茵兰一法耳茨州和福建省、以及青岛和威廉港、沈阳和杜塞尔多夫、大连和不来梅、上海和汉堡、北京和科隆及柏林等都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
（三）增设了合作机构1987年成立了德中经济学会（注册协会），其任务是促进两国中小企业间的合作，相互交流经验及信息，并开展业务。该协会主席布吕克纳博士说，“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中心”。该协会深受两国企业的欢迎，仅过去的四五年中就有200多家德国企业加盟德中经济协会（注册协会）成了协会的新成员，还有24家中国企业成为德中经济协会（注册协会）的新会员。1988年10月13日在汉堡成立了联邦德国东亚协会的一个下属组织一德中经济工作组。
联邦德国东亚协会系由工商界和银行界人士组成的，该协会主席德肯在德中经济工作组成立大会上宣读了科尔总理的贺词。科尔在贺词中表示，他相信东亚协会德中经济工作组的成立，将为德中经济往来和扩大德中经济关系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当时正在汉堡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在会上称赞说：“德中经济工作组的成立，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他相信两国经济界代表的合作，将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此外，在外交关系上，中德两国于1979年10月决定在上海和汉堡建立总领事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于1982年10月开馆，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建于1984年5月。
（四）扩大了互访交流的范围科尔总理执政以来，中德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中层人士的定期互访，以及广大人员的交流和民间交往日益增多。在80年代中，德方政治代表团的访华活动日益频繁。较重要的访华团有：1982年10月，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访华，参加两国建交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84年，科尔总理率领代表团访华。1985年10月，联邦外交部长根舍第三次访华。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曾几次到联邦德国访问。
两国部长一级和一般人员的交往更多。如两国外交部长，一般每年都进行互访或定期在国际会议的场外举行会晤。又如，1983年一年之内，联邦德国的内政、经济、邮电、交通和经济合作部等5位部长和3位州长相继访问了中国。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和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同一时期，中国去联邦德国访问的代表团和考察组更是络绎不绝。据统计，有735个代表团和考察组，共4000余人访问了联邦德国。
结语
两国间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规模也更大了。在文化交流中，两国青年组织和体育组织互派代表团则显得更为突出。总之，科尔政府时期中德两国间的交往是空前扩大了，并且树立起长期合作的观念，着眼于21世纪积极地、稳步地发展中德友好关系。